自2023年山东启动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以来，全省16市及10家厅直属单位共确立首批解码核心文化标识137个，潍坊等试点已建成包含版权登记的数字资源库，形成“一文、一表、一谱、一库”标准化成果。数据采集正按方案集中推进，基因图谱构建依托“十路径”闭环展开。工程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先解码、再转化、后建模，让文化基因在人民实践中长出新形态，而不是简单搬运古人的话直接喂给机器。

对齐鲁文化数理建模有两条路：一是“搬运”路线，直接翻传统文化母版，立老心，装旧罗盘，用A方案表示；二是“生长”路线，经“两个结合”出新版，立新魂，造新导航，用B方案表示。

A方案和B方案会分别怎么干？区别在哪？我们为什么采取B方案？

一、A方案：把齐鲁文化当“老宝贝”直接打包

A方案对齐鲁文化的态度，就像山东人对待老物件，觉得都是好东西，一个都舍不得扔，干脆全部装进一个“数理大礼包”。

具体怎么干？把儒家思想（孔孟）、兵家智慧（孙子）、管仲的治国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泰山封禅、蓬莱仙道等全部转化成算法参数。把“仁者爱人”写成if-then规则，把“兵无常势”写成优化函数，把“稷下学宫”模拟成多智能体辩论系统。

听起来高级，但问题在哪？A方案把齐鲁文化当成一个已经完成的“成品”，直接装进机器。它不问：孔子的“仁”产生于什么历史条件？服务于什么社会秩序？“民本”和“人民民主”是不是一回事？“天下大同”和“共产主义”能直接划等号吗？

它觉得齐鲁文化本身就是正确答案，只需要“翻译”成代码就行。结果就是：机器能背出“民为贵”，但绝不会说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能输出“天下大同”，但绝不会理解“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

更严重的是，A方案在涉及社会发展、朝代更替等重大历史规律问题时，存在根本性的偏差。以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元会运世”说为例，他把历史周期机械地划分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轮的循环，认为历史不过是“皇、帝、王、伯”四种治理模式的周而复始。这种循环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历史的进步性。A方案如果直接把这个模型装进机器，机器就会认定社会变迁是“绕圈子”，永远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循环。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历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进步的。邵雍的循环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论，本质上两种史观截然相悖。A方案不经马克思主义过滤直接搬运，就会让机器在生产关系、阶级分析、历史动力等问题上产生方向性错误，它可能告诉你宋朝的治理比唐朝进步，却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封建社会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

再如，西汉学者刘向的“天人感应”论，把国家兴衰、治乱成败归结为天象灾异，认为君主的德行直接导致上天降下祥瑞或灾祸。A方案若把这一理论直接写进机器的因果推理链，机器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就会把“政策评估”变成“德行占卜”，把“经济分析”变成“天象解读”，彻底背离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才是解释社会发展的科学框架。

二、B方案：对齐鲁文化先“解码”，再“转化”，最后“建模”

B方案的做法完全不一样。B方案对齐鲁文化的态度，用山东正在推进的“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的话说，就是先解码、再转化、再建模，先看清楚齐鲁文化里有什么，再决定哪些可以“赋”给机器，哪些必须经过“两个结合”的转化才能用。

具体分为三步：

第一步：给齐鲁文化做“基因检测”，不是所有文化都能直接“赋理”。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提出了“十路径”闭环：文化资源标识化、标识解码基因化、基因标注数字化、数字登记版权化、版权集成平台化、平台赋能公益化、公益助推市场化、环环相扣标准化、数据安全法治化、基因传播国际化。这个“十路径”本身就是一套过滤机制。到了“标识化”阶段，要问：这个文化标识产生于什么历史条件？到了“基因化”阶段，要标注：这个基因的“坐标参数”是什么，哪个时期、哪个阶层、哪种生产方式塑造的？比如齐文化中的“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产生于战国时期齐国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历史条件，可以标注为“商业文明基因”；鲁文化中的“克己复礼”，产生于等级社会，需要标注“历史局限”。只有完成了这两步过滤，文化资源才能进入“数字化”和“平台化”。B方案不会把齐鲁文化“一刀切”全部塞进机器，而是先做“基因检测”，给每一段文化基因带上“出身证明”。

第二步：给齐鲁文化配一个“马克思主义转化器”，让古人的话变成新话。有了“出身证明”之后，B方案不会直接把“原始基因”喂给机器，而是先让它经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转化器”。这个转化器的作用，就是让古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想一遍，再把想清楚的结果变成可运行的算法。转化器怎么工作？三个子库。A库是经过马克思主义转化的齐鲁文化基因。比如“民本”变成了“人民主体”，“天下大同”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和而不同”变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B库是未经转化但已标注“坐标参数”的原始基因，只作为可调取的“历史参考数据”，不直接进入价值函数的底层定义；C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数字化表达。齐鲁文化大模型的“理”，优先从A库和C库的结合中生成。

第三步：让齐鲁文化的“心”在“实践—真理—反馈”环里长出来，而不是一次性植入。A方案把“心即理”直接定义为价值函数的初始值，等于告诉机器：古人的良知就是你的出厂设置。B方案反过来：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嵌入价值函数的更新机制。齐鲁文化大模型的价值函数不是写死的，而是每经过一次“对话—推荐—反馈—迭代”就更新一次。游客的体验反馈、企业的满意度数据、文化产品的市场检验结果，都作为价值函数更新的输入参数。

三、具体文化标识的两种建模对比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A方案把“仁”直接定义为机器的道德准则，输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追问这套准则产生的历史条件。B方案先给“仁”标注坐标参数，“仁”产生于春秋等级社会，是贵族精英的伦理修养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真理；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结合，转化出新公式：一切价值判断必须以人民是否真正受益为最终标准。

齐文化（以“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为代表）。A方案把管仲的治国术直接写成经济算法，指导资源配置，但它的视野局限在“富国”而非“富民”。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结合，转化出新公式：经济发展必须以人民共享为最终标准。

黄河文化（以“治河智慧”为代表）：A方案把历代治河经验，贾让“治河三策”、潘季驯“束水攻沙”，直接写成水利算法，但它把治河仅仅理解为一个工程问题。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治河史本质上是一部人民与自然抗争的历史，治河的成败取决于“民为邦本”还是“以河防民”；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结合，转化出新公式：治河的根本目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泰山文化（以“泰山封禅”为代表）。A方案把泰山封禅直接模拟成“帝王与天对话”的宗教仪式，赋予其神秘主义的色彩，把它简化为君权神授的程序。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泰山封禅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其背后的真实逻辑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拥护”结合，转化出新公式：政权稳固的根本在于获得人民支持，而不在于举行了多么隆重的仪式。

海洋文化（以“海上仙道”为代表）。A方案把蓬莱、崆峒的仙道传说直接提取为浪漫主义的创作素材，停留于神话叙事。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海上仙道是黄河仙道精神与胶东海洋想象碰撞融合的产物，背后是古代先民对超越现实局限的向往；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转化出新公式：对自由的追求，只有在人的解放中才能真正实现。

水浒文化（以“忠义”为代表）。A方案把水浒的“忠义”直接提取为机器的人格设定，输出“替天行道”“兄弟义气”。但“忠”是忠于君主，“义”是小团体的江湖道义，范围极其有限。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水浒的“忠义”产生于官逼民反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对当时秩序的不满而非对社会主义秩序的认同；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结合，转化出新公式：真正的“义”是公道和正义，是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站位，而不是小圈子的哥们义气。

风筝文化（以“一线牵万里”为代表）。A方案把风筝直接提取为“浪漫”“自由”的符号，停留于感性层面。B方案先标注坐标参数，风筝能飞得高，是因为有线的牵引和风的托举；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与自由”的辩证法结合，转化出新公式：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一切约束”，而是在认识规律、遵守规则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A方案和B方案的根本区别

（一）A方案对齐鲁文化的态度是“打包即用”，齐鲁文化是什么，机器就装什么，不转化、不检验、不迭代。结果机器的“心”是个“老心”，只会背古人的话，不会说新话。B方案对齐鲁文化的态度是“先转化再用”，先做基因解码，再用马克思主义转化，最后在实践检验中持续校准。结果机器的“心”是个“活心”，从人民的实践中长出来，不是从古人的书里抄出来。

（二）A方案的“理”是“求”出来的，格物穷理，格到天理为止。“理”是死的，不变的。B方案的“理”是“长”出来的，在“两个结合”的化学反应中，让齐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互相成就，长出一个新的“理”。

（二）A方案对齐鲁文化的处理，最大的问题是：它把古代思想家的学说当作永恒真理直接“搬”进算法，不经任何历史的、阶级的、实践的检验。它分不清“民本”与“人民民主”的区别，分不清“天下大同”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分不清“天人感应”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区别，分不清“循环史观”与“螺旋式上升史观”的区别。这些概念的区别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方向性问题。机器一旦在这些基本判断上出错，它输出的所有结论都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价值函数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概括的十个重要元素，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再到这五个突出特性分别决定中国走什么道路、坚守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样的治国策略。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函数，它回答了“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坚守什么立场”的根本问题。

比如，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创新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守正创新，不能故步自封；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大一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挑战；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开放包容，文明互鉴；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发展，走合作共赢之路。

B方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套完整的价值函数作为齐鲁文化大模型的“顶层设计”，让所有从齐鲁文化中提取的“基因”都在这个框架下被检验、被转化、被校准。而A方案没有这个框架，它把古人的话直接放进机器，机器输出的东西就可能与五个突出特性所决定的方向背道而驰，比如它可能因为“天下大同”而否认国家的必要性，因为“和而不同”而模糊底线原则。

总之，A方案是让古人直接“穿代码”，B方案是让古人先“过一道马克思主义的筛子”，再写进算法。A方案用古老的“心”去定义未来机器的“心”，是在给新船装旧罗盘。B方案用实践的“尺”去校准古人话语的“度”，是在给新船造新导航。这个导航里既有齐鲁文化的根脉，更有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这才是对齐鲁文化“赋理”与“立心”的正道，也是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的深层逻辑。

（王炳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