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中，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炳春，撰写了体会文章，供参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贯穿着对文化心理的深刻洞察。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不少是上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逼出来的，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政绩观问题的复杂性——它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政绩观偏差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根系扎在四层土壤里：历史形成的惯性、上级传导的压力、权力任性的滥用，以及最深层的文化心理。前三者如同“看得见的手”，直接作用于决策和行为；后者则像“看不见的手”，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是最顽固、最难以根除的——因为它深植于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内化于个体的心理结构，甚至让一些偏差行为在当事人看来都显得“理所当然”。

正是基于对文化心理这一深层根源的深刻把握，总书记从“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高度，从“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深度，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为党员干部正心明德、涵养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三重外力“致病”

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形成的思维定式，造成了政绩观出现错位。在文物领域“重发展轻保护”，有的地方将文物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拆真古迹、建假古董”时有发生。在旅游领域“重速度轻质量”，个别地方迷恋“大干快上”的粗放模式，盲目上马仿古小镇、文旅综合体，导致资源闲置、同质化竞争。在公共文化领域“重硬件轻内涵”，一些地方存在重视硬件投入、忽视力软件服务，场馆建好了，利用率却不高。在艺术生产领域“重评奖轻演出”，个别院团仍存有“唯奖论”的惯性思维，集中资源创作“参赛戏”，获奖即束之高阁。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将文旅事业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异化为“为发展让路”“为政绩服务”的工具。

上级传导的“压力变形”。不科学的考核“指挥棒”容易导致基层动作变形。如果上级过度强调“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等量化指标，基层就可能数据注水；如果公共文化考核只盯着“建筑面积”，“重建设、轻运营”的怪圈就难以打破。行政指令层层加码，让“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异化为“每个村都要建一个A级景区”的硬任务，催生大量“空心景区”。争夺“历史文化名城”“5A级景区”等金字招牌，本应是提升品质的契机，但个别地方不惜举债投入，只为在评审中“脱颖而出”，牌子到手后，管理与运营却未能跟上。正如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政绩观偏差和错位，不少是上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逼出来的。

权力滥用的“主观任性”。比压力传导更需警惕的是权力的任性妄为。“拍脑袋”决策，个别领导干部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专业规律和群众意愿之上，看老城区不顺眼就大拆大建，外出考察一圈就强推“模式复制”，全然不顾地方实际和文化根脉。“形象工程”滋生，有的为了个人“留痕迹”，热衷于上马“大项目”“地标建筑”，建成的项目因脱离群众需求而使用效率不高。干预微观市场，有的通过“打招呼”“批条子”插手工程项目和资源配置，破坏市场公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守住权力关”，就是让领导干部明白，权力只能用来为公、为民、为事业，决不能成为个人“任性”的资本。

二、文化心理“沉疴”

历史惯性、上级压力、权力滥用这三重外力并非孤立起作用的。在它们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在驱动，它为一切偏差行为提供了“心理合法性”，让一些在理性上站不住脚的做法，在情感上却觉得“理所当然”。

什么是文化心理？它是千百年来积淀在血脉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不像制度那样明文规定，却无处不在；它不像权力那样锋芒毕露，却柔中带刚。在文旅领域，这种文化心理集中表现为四种形态：

一是“青史留名”的冲动。受传统官场文化影响，有的人总想“留下点什么”，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而对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缺乏耐心。修座桥、建座楼、立块碑，剪彩那天名字刻上去，至于这桥这楼是不是群众需要的、能不能长久发挥作用，似乎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留名焦虑”，是催生“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深沉的心理温床。

二是“父母官”的心态。“我是父母官，老百姓是子民”——这种心态一旦生根，决策者就失去了谦卑，失去了对专业、对规律、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敬畏。艺术创作定主题，领导说了算；送戏下乡定剧目，领导拍板；文物拆改建，领导定去留。这种“替民做主”的思维，本质上是文化服务上的“供给侧错位”，群众想要的你不给，你给的人家不想要。

三是“面子攀比”的观念。中国人好面子，不少领导干部更好面子。隔壁县市拿到了“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凭什么没有？于是举债投入、拼命创建。人家建了仿古小镇，我们也得建；人家有花海，我们也要有。景区评A、酒店评星，成了一场不能输的“面子竞赛”。至于投入产出比、后续运营成本、群众真实获得感，统统让位于“不能比别人差”的那口气。

四是“视觉政绩”的偏好。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驱动——凡事追求“被看见”，而且要以最快、最大、最高、最洋的方式被看见。于是就有了两极表现：一端是“短平快”，恨不得今天栽树明天乘凉，日常养护太慢、培育新业态太慢，慢到出不了政绩，不如盖楼立竿见影；另一端是“大高洋”，项目规模越大越好、档次越高越好、设计越洋气越好，以为这样才配得上“政绩”二字。这两种偏好看似两极，实则同源，都是把文旅发展当成了“视觉秀场”，而非“心灵现场”；都是只想做“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显功，不愿做“润物细无声”的潜绩。

这四种文化心理，并非干部队伍的主流，但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绩观偏差提供了“心理惯性”，使问题更具顽固性。

三、四力交织“成痼”

这四股力量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历史惯性为上级压力下的行为延续提供了“习惯性路径”，为权力任性提供了“可参照模板”，也为文化心理提供了“现实案例”——“以前都这么干，现在继续干怎么了？”上级压力为权力任性披上“落实部署”的外衣，为历史惯性注入“持续如此”的动力，也为文化心理增添了“应对考核”的焦虑——“完不成任务丢面子，必须想办法”。权力任性反过来加剧历史惯性的路径依赖，为上级压力增添个人意志的色彩，也为文化心理提供了“效仿对象”——“你看，人家这么干升官了，我也得这么干”。文化心理则为前三者提供着深层的心理支持，让一切偏差行为在特定情境下获得某种“内心认同”——“青史留名”让权力滥用显得“理所当然”，“父母官”让行政指令显得“用心良苦”，“面子文化”让排名竞争显得“情有可原”，“视觉政绩”让急功近利显得“顺应时势”。

正是这种“历史生根、压力发芽、任性疯长、文化滋养”的循环，使得政绩观问题呈现出顽固性和反复性。

四、清除心魔“固本”

王阳明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中贼，有形有象，发兵剿之即可；心中贼，无形无影，非下苦功不可。今天我们清除“功利心魔”，就是在破“心中之贼”。这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退路可言。

破解政绩观偏差困局，必须四管齐下。而在历史惯性、上级压力、权力滥用、文化心理这四个根源中，最深层的、最根本的，是文化心理。为什么？因为前三者是“外力”，文化心理是“内因”。三重外力正是在文化心理的滋养下才得以生根发芽。改革考核、强化制度、斩断惯性，解决的是外部问题；而清除文化心理中的“功利心魔”，解决的才是内部问题。外部问题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发力；内部问题藏在心里、渗入骨髓，最难根除。

但解决文化心理问题，不能就文化论文化。文化心理是在历史惯性的土壤里生长、在上级压力的环境中发酵、在权力滥用的催化下变形的。因此，扫除“心中之贼”，必须与破解三重外力紧密结合，在斩断惯性的过程中校正心态，在改革考核的过程中涵养心性，在规范权力的过程中净化心灵。

（一）在斩断历史惯性中破除“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式。历史惯性之所以难以打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式——“以前都这么干，现在继续干怎么了？”斩断历史惯性，不只是换一套打法，更是换一种活法。要让干部真正认识到：文物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文旅的根脉；慢工出细活，久久方为功；场馆建得再气派，没有人来就是摆设；服务做得再用心，群众点赞才是真章。只有当历史惯性的改变内化为思维惯性的转变，斩断惯性才算真正斩到了根上。

（二）在改革考核导向中根治“视觉政绩”的价值饥渴。上级压力之所以能逼出基层动作变形，是因为考核的“指挥棒”本身就是歪的。而这种歪了的指挥棒，又反过来强化了干部内心的“视觉政绩”饥渴——凡事追求“被看见”，而且要以最快、最大、最高、最洋的方式被看见。改革考核，不只是换几项指标，更是换一套价值坐标。要从“拼规模”转向“拼产品”，让干部明白：游客人次可以注水，但游客满意度骗不了人；要从“看显绩”转向“重潜绩”，让干部懂得：那些今天干了明天看不见的事，十年后老百姓会记得。只有当考核真正指向“好不好”而不是“有没有”，干部内心的“视觉饥渴”才能被“口碑意识”所替代。

（三）在规范权力运行中铲除“替民做主”的心理温床。权力滥用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一些干部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母官”心态——“我是替老百姓做主的，我还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规范权力，不只是扎紧制度的笼子，更是摆正权力的位置。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让领导干部不能任性；要完善专家论证，让专业的人说了能算；要健全公众参与，让群众的声音听得见。当权力的边界划清楚了，当决策的程序立起来了，当任性的人付出代价了，“父母官”的心态自然就没了市场。

（四）在文化理论浸润中清除“功利心魔”的思想病灶。解决文化心理问题，最终要作用于人心。制度是刚的，管住人“不敢”；文化是柔的，管住心“不想”。刚能治标，柔能治本。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身智慧。“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教我们懂得“为了谁”；“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教我们明白“我是谁”；“慎独慎微”的修身之道，教我们管好“细微处”。六尺巷的“谦和礼让”、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于谦的“清白人间”——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清除“功利心魔”的文化良药。

以党性淬炼清除“心中之贼”。理论是“火”，内心是“丹”，火可炼丹，丹能铸魂。理论武装这把火，烧掉的是私心杂念，淬炼的是赤诚丹心。学好理论“醒头脑”，把党性修养炼成“钢”——钢是方向，是定力，是压舱石。用好党性“铁扫帚”，把文化垃圾扫出门——那些“青史留名”的杂念、“父母官”的傲慢、“面子攀比”的虚荣、“视觉政绩”的偏好，统统扫除干净。党性纯了，私心杂念就淡了；党性硬了，“功利心魔”就除了。

当“功利心魔”被清除，正确的价值坐标才能立起来：从“青史留名”转向“对历史负责”——真正的功勋，写在人民的口碑里，不是刻在石碑上。从“父母官”转向“人民公仆”——“替民做主”不如“让民做主”，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从“面子竞争”转向“内涵比拼”——与其花钱建“地标”，不如用心暖“人心”。从“视觉政绩”转向“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是境界，“功成必定有我”是担当。

这四个转向，归根结底就是从“私”转向“公”，从“我”转向“民”，从“眼前”转向“长远”。实现了这些转向，政绩观就正了，文旅发展就能回归本义——让文物说话，让旅游惠民，让文化润心。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对人民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