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葛剑雄头发斑白,笑迎记者,出语干脆,谈锋甚健。作为知名学者,葛剑雄向以敢言著称,与“死磕派”学者不同,他有其批评底线和方式:能将自己的学术地位、“政治智慧”和早年的底层历练有机融合,适时发出被管理者重视的声音,并激荡回响。

　　比如,汶川地震第四日,他在媒体上主张设立全国哀悼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比如,2012年,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葛剑雄直接“喊话”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我要求教育部对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葛剑雄的质问引起多部门介入调查。记者当面问起最近的考研泄题事件,他说还在继续关注。

　　“坦率地说”,这是葛剑雄的口头禅,采访中,这个口头禅,常在不经意间说出。

　　“礼失而求诸野”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7周年纪念日。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孔学堂、岳麓书院等近二十家团体、机构发起成立“全球祭孔联盟”,倡引全球各文庙、书院、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国学堂等于9月28日举行“全球同祭孔”活动。葛剑雄说,祭孔是一个传统,它也是个符号,因为很多概念、思想,要通过一些仪式,来强化,来传播。“祭孔,尽管身份不同,见解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但在纪念孔子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坦率地说,祭孔还仅仅是一个活动。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可能更有意义。比如说从学术上面,大家来联合研究孔子的思想;从国家、民族的层面讲,倡导大同,通过这个活动,密切文化交流,密切山东跟全世界的交流。”葛剑雄说道。

　　好多年前,山东筹划恢复祭孔活动,葛剑雄就参与过。“祭孔活动,在‘文革’中被断掉了。刚恢复时,我们沿用清朝的形式,但真正的传统应该是明朝的。但到哪里去找明朝的形式呢?结果在韩国找到了,那里保留了明朝甚至以前的祭孔形式,包括音乐、舞蹈、服装等等。我们到韩国观摩,拍了录像引进来。”

　　其实,孔子生前就曾经讲过“礼失而求诸野”。葛剑雄解释道,我们有些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本土或者中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它不存在了,但在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比较偏僻的边疆地区,甚至境外,所谓的“野”地,还保留着。

　　葛剑雄举例说,清兵入关后,命令汉人剃发易服,但朝鲜半岛的居民对此强烈抵制,他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特别是衣服,最后清朝没有办法,网开一面,他们的传统就被保留下来了。再如,直到今天,韩国青年结婚,有西洋和传统两种礼仪,传统的新郎就穿明朝时传下来的官服。以此类推,在全球视野下祭孔,说不定能发现一些幸存的古代元素,发现古雅的久远传统。“这也就教育我们,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你不珍惜,就跑别人那儿去了。”

　　在葛剑雄看来,继承传统是广义的。北宋末年,正宗孔子嫡系南迁,金朝把留在北方的孔氏家族封为嫡系,南孔反而成了旁系。“作为文化传承,是南是北都没有关系啊,它只要继承了这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争嘛,胸襟要开阔些,我们要的是精神实质,要的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从祭孔仪式这一点说,韩国是“野”。葛剑雄提醒,看韩国每年两次有板有眼地祭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内心对孔子有多少敬畏?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有多少敬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葛氏阐释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葛剑雄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说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责任、使命、路径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其实,新儒家也强调不能照单全收儒家文化,也要转化之,问题是光有理念不行,怎么转化才是关键,才是核心。

　　“把原来的一些理念,使之适合今天的需要。如果不深入探究其精神实质,一味模仿复古,只会起消极作用。而且传统文化的正确理念往往只停留在概念,集中于精英,今天必须使之形成社会实践,面向大众,方能发挥作用。”葛剑雄解释道。

　　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来说,有无数专家在阐释,而在葛剑雄眼里“孝道”别有新意,“如果我们只是把孝道理解为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是不够的,不完整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孝道呢?全世界哪个民族不尊老爱幼啊?这是人类普遍的美德啊。如果只是让青少年披上汉服,穿上唐装,叩头跪拜,更是连形式也做不到。实际上,孝道的本质在于维系家族的精神支柱,保证家族和社会的繁衍,正如孟子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衍,这是大孝。坦率地说,天天给父母磕头问安,但就是不生孩子,家庭不就绝了吗?孝道的继承与弘扬使先民一代又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生育,尽最大努力抚养后代,还积极与外族通婚,争取外族的同化和融合。”

　　葛剑雄指出,孝道必须保证“有后”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可以打破种族与政治的界限。比如出使匈奴的苏武,被扣押19年,历尽艰辛,坚贞不屈,多次以死抗争,但也娶了匈奴妻子。归汉后苏武的儿子因罪被杀,丧失了继承人。汉宣帝怜悯,问左右:“(苏)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可见汉人滞留匈奴而娶妻在当时很正常。苏武报告:“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请求用金帛赎回,得到宣帝批准。以后苏通国随使者来归,被封为郎,成为苏武的合法继承人和苏氏家族的传人。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从不忽视人在时空中的位置:“我们回望历史,在天翻地覆、生死存亡之际,总是将家族的延续放在首位,当作尽孝的实际行动,或者争取忠孝两全。今天现代化国家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加剧、家庭观念淡薄等难题。一些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加以缓解,但事实证明经济手段作用有限,对中产阶层更无计可施;而法律只能保护已有的生命,却无法强制人们生育。”

　　研究人口,反思人口政策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葛剑雄以高中学历直接跳过大学本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研究生期间,他开始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论》等,研究人口也是一个反思人口的过程。

　　早在1995年葛剑雄就提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时作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葛剑雄说:“今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海等大城市已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进一步调整。”

　　谈到人口繁衍话题,葛剑雄如数家珍:“文天祥以死尽忠尽人皆知,但文天祥家里是有分工的。他二弟文璧,就是归顺元朝做了官,而三弟文璋退隐不仕。你看,老大尽忠,老二尽孝,老三尽仁。文璧自述归顺的理由是:其一,不绝宗祀。文天祥两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战乱中失散,文璧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文天祥;而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要举灵柩归乡。还有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也由他二弟供养。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人很重视香火观念。”

　　走出历史,看当下的的人口状况,葛剑雄也言之凿凿:“你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都在下降,有些年轻人不成家,有些成了家不生孩子,有些宁可养个宠物,我们的宝岛台湾从来没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在下降,前几年台湾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了,两个真正好,三个更热闹。’现在也不行了,孩子是我们的最宝贵财富,越多越好。日本专门成立少子化对策本部,俄罗斯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全世界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孝道与人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去年11月29日,葛剑雄在由中宣部文艺局主办的“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就提出这个观点,他如是表述:“如果将传统的孝道转化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即保证家庭和社会的繁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更是青年不可推卸的职责,同时积极保障男女平等。如果我们的后代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和熏陶,将孝道融入逐渐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后就会将家庭和睦、生儿育女、尊老爱幼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应尽的职责。”

　　一味读经,只能培养书呆子

　　如今“国学热”乱象丛生,五花八门,对此葛剑雄观点很明确:“弘扬国学没有错,但在具体方法上要慎重。特别要防止少数人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牟利。我很坦率地说,一些违反国家教育法办的私塾或国学堂,政府应该取缔。国家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一个孩子必须要学这些东西是国家意志。现在有些所谓的私塾,作为业余课堂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替代义务制教育。”

　　“一味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只能培养无法适应社会的书呆子。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初级阶段,人才要在这样的社会里去生存、发展、奋斗的。不接触社会,行吗?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里面,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普及。”葛剑雄对国学的“虚热”有着深深的忧虑。

　　葛剑雄认为,我们肯定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重点是要继承精华,去其糟粕,更不能仅仅是搞形式。“如果你整天穿着汉服,遵守两千年前的规矩,怎么跟现代人相处?我们可以把传统和现实创新地连接起来,而不是空洞地背一些传统经典,模仿一些穿戴,甚至把一些传统的糟粕都拿出来,连什么算命啊、看风水啊,都打上传统文化的旗帜。至于保存传统文化,包括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我们今天要不要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两回事。所谓保存,那就是不看它今天有没有借鉴意义,只是纯粹作为一个记忆保存下来。”

　　温情敬畏,薪火相传

　　记者列出一个粗略的百年历史学家“师承脉络”:胡适、顾颉刚、谭其骧、葛剑雄。对此,葛剑雄笑答,其实顾颉刚先生的老师,不仅仅是胡适,谭其骧先生的老师,也不仅仅是顾颉刚,还有潘光旦等,他们研究大方向是历史,但具体研究是不太一样的。

　　谭其骧先生是历史地理学一代名家,编撰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说:“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

　　葛剑雄师承其师思路,不仅对历史,对文化也持相应主张。他看待传统文化,注重开放、变迁、兼收并蓄的一面,并不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固定形式耿耿于怀。历代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今日眼光看待,是国家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但这只是以今日“中国范围”回看的结果,历史上这曾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在今天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周边关系。

　　惟其如此,葛剑雄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在吸收异域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曾有所谓的纯粹性,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所谓传统,应当看其内核的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人伦、情理,这些是很难变的,至于孔子怎么拜,汉服怎么穿,孝顺父母要不要磕头,这些并不重要,形式是跟着现实需要而变化的。

　　“师承,不仅仅是学术的传递,更重要的传承是精神实质。比如胡适,他再三讲的:多研究些问题,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这一点我觉得传下来了。还有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师生之间的争论。”葛剑雄说。

　　1930年,谭其骧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顾颉刚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但谭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这本是口头一说,不料顾颉刚却鼓励他写成文字。谭其骧回去后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写成一封信交给顾颉刚。

　　顾颉刚第二天就给谭其骧回了信,篇幅长达六七千字,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看法,不赞成的看法也是三点。6天之后,谭其骧又就顾颉刚所不赞成自己的三点,继续提出论据申述。隔了10多天,顾颉刚再次回信,这次的结果是:同意一点,反对两点。

　　不久,顾颉刚将这两来两往的书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作为这门课讲义的一部分分发给上课的同学。在附说中,顾颉刚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的了!”其时,顾颉刚已是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而谭其骧不过二十出头。

　　温情敬畏,文脉相传。葛剑雄回忆:“有一次,我对谭先生的一个观点提出了批评,谭先生很高兴。他把我的不同意见登在一个刊物上,同时写下按语,鼓励提出意见。谭先生说:研究历史地理,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我觉得这个是传承的精神实质。要大胆地怀疑,师生之间要大胆地争论,要一代超过一代。”

　　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谭其骧应邀参加“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在开幕式讲话前,他对葛剑雄说:“我还是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在短短几分钟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声明自己的观点: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但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是讲不通的。现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40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500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假如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回忆恩师的点点滴滴,葛剑雄娓娓道来。

　　复旦结缘青岛是大机遇

　　青岛市与复旦大学共同筹建复旦大学青岛研究院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对此,葛剑雄很看好。记者请他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他先饶有兴趣地讲了一个山东弟子的故事。

　　“我在复旦大学当了11年的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当时在研究所有个笑话,山东话是第二外语,因为我们研究所大多数是山东人。山东人有什么特点呢?学习很努力,但有缺点,知识面不够宽,特别是英文不敢恭维,都是山东味的英语,纠正都纠正不过来。经过努力,就做出了成绩。我有一位从荣成农村出来的学生,本科在山东一个普通高校读的,最后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评为全国100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毕业后他回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大学很重视他,一去就让他带研究生,三年以后,他的学生也考上我们所的博士生。第四年,上海交大直接聘他为教授,他在海洋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在境内外很受重视。”

　　之所以讲身边的例子,葛剑雄说,如果复旦大学把自己的优势,跟山东的优势结合起来,不是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吗?就像那位学生,如果不是有复旦的平台,也许他不会有今天的成果。但反过来,如果复旦招不到好学生,也是学校的遗憾。

　　最后,葛剑雄的话题又回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来:“我曾经跟提出‘文化软实力’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奈对谈过,他说你们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软实力,但文化不能直接变成软实力,得有产品。我给他补充,还要有文化服务,他很认同。”

　　文化产品和服务要落地生根,葛剑雄支招:“山东、青岛有很丰富的本土、外来、现代文化资源,怎样通过文化创意擦出火花,变成有影响的文化产品,需要转化。恰好复旦的学科比较全,学者见多识广,这样两者结合起来的话,肯定能别开生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