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孔子文化形象的当代传播

　　时 间：2016年5月18日下午

　　地 点：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56号中国文化传媒集团309会议室

　　主 办：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

　　嘉 宾：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

　　张颐武(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 持：徐 涟(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

　　徐 涟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如何让传统经典深入现代人心?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传播与解读。2000多年来，孔子的形象历经亲传再传弟子的阐释，历代统治者的改造利用，无数学者的学术研究，普通百姓的身体力行，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的形象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不断地与当下生活融合，才能丰富壮大;任何一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也必须要有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与创新理解，才能够真正活在当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等一系列著作，极大地引发了普通百姓对于孔子及其传统文化的兴趣，推动了新一轮普通百姓中的国学热。吴为山教授将《孔子问道于老子》、《齐白石与达·芬奇对话》立于世界多个国家，将中国文化形象向世界推广传播，并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高度评价，也在西方主流社会中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张颐武教授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时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热点问题，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

　　如何让中国孔子文化形象进行有效的当代传播?为此，第12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邀请吴为山、于丹、张颐武三位著名学者、艺术家以“孔子文化形象的当代传播” 为主题，从文化内涵、艺术形象、传播方式、效果反馈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张颐武

　　中国人对孔子形象其实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理解。首先，孔子是一个个人，他的故事，主要是《论语》里面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其次，孔子的形象就是儒家的象征。儒家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本土出现的中国思想的核心。另外一方面，孔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他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是一个中国文化符号。这三个层次的形象不一样。这些形象是交错在中国历史里面，交错在中国现代文化里面。孔子究竟是谁?我们把不同层次叠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内涵最丰富、最多样的、最复杂的一个人物。

　　这三个层次的混合凸显了我们对孔子形象的文化焦虑，或者困扰。一方面我们把他作为中国的象征，他是很清晰的中国人，你作为中国人，他就表征着你，你喜欢不喜欢也没用。另外一方面，儒学曾经存在很大争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区别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大家感受到，孔子作为中华文化表征，作为儒家代表，意义更大了。我们经历的新时期30多年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大规模全球化进程，这个进程里面，如何让中华文明焕发出生机，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一方面中国人发生认同的需要，你的经济成长，你的社会成长，就像人们常讲的“要有说法”其实是文明兴起的合法性的源头。现在我们正好和新的全球化同步的进程，改变了全球化的方向和路径， 14亿人民加入到全球里面，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重新寻找孔子，重新发现孔子的过程。80年代中期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怎么认识“五四”以来的历史，怎么认识中国古代以来的历史，大家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孔子的意义和当代价值。

　　我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做研究生时，有一个文化大争论，就是中华文明究竟往哪走?有人说，坚定地走“五四”之路，对传统文化要彻底否定、批判。那个时候杜维明先生到北大做演讲，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他的例证是东亚的经济的成长，尤其是新加坡的例子。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不靠谱，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束缚了中国的发展，“五四”反传统不彻底造成了“文革”，“文革”继承了传统文化最负面的东西。

　　我们那时候在北大上学拜访季羡林先生，他给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主导世界300多年，现在轮到中国人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在反传统的思想占主流的情况下，当时不少年轻人觉得这个判断也不靠谱。今天中国有了整体的变化之后，大家发现季先生是眼光远大的老者，他是对于世界大事有充分了悟的思想家，有高远精神境界的智者，他感受到了未来世界会发生的变化。

　　后来随着这些年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中国人感受到，随着社会的成长，不能够像那个时候那样全面反传统。中国自身的文化的价值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第二是世界的变化。冷战之后从1990年到现在，一方面是全球化在进行，在推进，另一方面一种逆全球化的潮流开始有了。原来觉得西方的价值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现在发现原来民族、宗教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支撑的世界出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说，20年来全球化所积累的负面的后果，无法靠多元文化的观念吸纳，无法在原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架构中解决。原来欧洲提的很多被认为先进的高概念无法控制全球的大剧变，这个成了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困扰。

　　世界需要一个新的价值的系统。孔子不仅被中国需要，也被世界需要。现在大家都开始觉得中国传统价值观，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依然很有用。

　　但是我们对传统已经很隔膜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不光生活方式变了，我们用来思考的基本概念，很多是当年由日本人翻译的，文化、现象、本质、具体、抽象，所有这些词都是从日本来的，我们的文化经过这样的中间作用，找回传统就非常困难。

　　中国的中产群体有各种不同的焦虑，最核心的焦虑是认同的焦虑。在这种非常错杂的多样的全球的流动性的环境里，孔子的形象是一个象征。儒家对人和人关系最核心的理解被重新发掘出来，变成我们内心里重要的认同感来源。

　　孔子往往代表中国的传统，它其实在今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和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对此开始有了认知。当然方式和路径是新的。但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尤其是“80后”“90后”兴起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帝吧出征，“90后”的孩子们出去显示中国文化。传播什么呢?中国的美食!中国的山川人文之美!这就是孔子代表的文明的连续性。

　　还有一点，中国网络文学积累十多年，去年到今年在影视里面出现爆发性增长，《花千骨》、《琅琊榜》，《芈月传》听起来就是大众文化，但里面有很多入流的东西。《芈月传》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弱势的小女孩怎么处理和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小白领怎么在帝国里面成长，很坚韧又很有智慧，既自我成长又不伤害他人，同时贡献社会。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儒家精神因素。中国人的精神之道渗透到了网络为中心的文化里面，弥漫性地增长。

　　在这里面，孔子的意义，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孔子一方面是庄重的儒者，另一方面又很亲切很具体，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吴为山先生的那个庄重的象征性符号，和我们“90后”孩子们做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是两极通在一起的。

　　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困难，什么困难?“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潮流怎么解决?这个困扰里面包含着中国人的伟大之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正反和”的逻辑，我们把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的传统重新融汇到中国大传统里。鲁迅和孔子看起来对立，其实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们契合的点。鲁迅先生《文化偏至论》里面有说法，叫“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个别立新宗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新的创造，这个创造里面其实是把鲁迅先生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生命，融入了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五千年和一百多年其实是连续的进程。孔子和鲁迅都是这个进程的路标。

　　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在现代一百多年里面，包括到现在，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人，没有压迫过人，都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人就是在争取自己民族的繁荣的时候，其实有更广阔的世界的视野。这种中国的现代进程是连续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光荣的现代化，没有历史负担，这是和西方的现代化非常不同的地方。

　　中国现代的进程有很多和儒家的精神相通的东西，比如和而不同，比如以德报怨，比如推己及人，比如扶弱抑强。从这些角度看，孔子形象的再塑，也是对于现代中国的重构。这个重构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伟大文明征程的一个起点，现在看起来，今天既是过去一百年奋斗的一个大平台，又是一个伟大征程的起点，这个征程就是中国在人类文明里面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也在世界上发挥影响。

　　中国的兴起将会改变世界的格局，也在价值观和生活上会对世界产生新的影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先生这句话太生动了，我们应该反思，怎么通过努力让我们的文化价值变成世界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多的来自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的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于 丹

　　孔子文化形象的当代传播，显然是中国人集体记忆中一个重大而模糊的命题。我总在想，孔子是谁呢?从我个人记忆来讲，几乎是从我刚刚开始学儿歌做游戏的时候，就听到“你拍一我拍一，林彪是个坏东西，你拍二我拍二，一起批判孔老二”。当我开始上学学写字，就看见了高年级哥哥姐姐们在“批林批孔”。所以我后来写《论语心得》，很多记者问我为什么你出来讲孔子，我一个本能的回答就是我替我们的一代孩子赎罪。因为在我们还不知道圣贤为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粗暴地批判他了，用那些稚言稚语随波逐流地批判他。所以关于孔子形象的这个疑问在中国人心里是一个两千多年的大疑问。他是一个重要的人，无论被抬上圣殿，还是被亿万民众踩在脚下，都是一个重要的符号，这个符号里面到底承载了什么?

　　最近的这些年，国际上对于孔子的这个文化符号，一下子了解了很多，主要源自于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全球现在已经成功地把中文变成一种“强势”语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大家在做生意的时候，都用得到中文了。

　　但是语言只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背后的内容，比如孔子的仁爱之道，能够在国际上被认知吗?我们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连续四年做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调查。大家发现对于很多中国哲学概念不清楚，对“仁爱”这个词反而有认同感，但是事实上仁爱跟西方人所理解的爱是一回事吗?西方的爱是上帝面前的博爱，是一种平等的爱，中国的爱是君臣父子的级差之爱。也就是说中国以级差作为秩序的构建，而西方以平等作为公民权利的起点。

　　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孔子形象的国际认知放在东西文明比较的坐标中，只按照我们自说自话去完成传播的话，我们这个文化传播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隔着时空。我们拿着孔子的文化思想隔着一个时代，隔着一个价值观在讲。

　　我们看到西方文学中大量雄鹰的意象充斥在诗歌中，从海涅、歌德一直到惠特曼、普希金的诗里我们都会看到一只孤单的鹰。但是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讴歌孤单的雄鹰极其罕见，都是写一群一群的小鸟。陶渊明写“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小鸟在枝头有它的归地了，我也很爱我的茅草房。常建写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既然小鸟都很爱这个湖光山色，我的心也就是在湖光山色中得到安顿了。杜甫说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山鸟山花都是我的朋友，这才会有他伤心的时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鸟跟人的这种通感。说自己是谁，他会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你会看到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普通的鸟，而这个传统从古典文学一直漫延到今天。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不会唱我是一只大大的鹰。中国人集体意识中，以群居的安顿作为精神伦理的归属，所有中国人一个天一个地，天，所有的天良天理所在，而在地上，中国人遇事喊“我的妈呀”，“妈”其实就是所有伦理的归属。在这样一个天地循环体系里，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就是《周易》上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是中国人讲的“四合”，而在这个“合”的秩序里面，我们找到精神的归属与安顿。我们所有的秩序，都是以这样一种统和群体作为表现形式的。

　　除了比较的坐标，还要注意故事的策略，就是讲故事的时候要有遴选。孔子的思想看起来其实是分为两大体系的，第一个大的体系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治理社会的思想，另外一个是关于“君子之德修身养性”的思想。今天的国际传播中更有价值的是关于君子自我修为的体系，而不是中华礼教的体系。为什么今天对于孔子形象有诟病?传播有模糊?因为我们把这样一个礼教的体系和个人修为的体系混合在一起，以至于让大家觉得这是一种束缚，这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创新与进步，让我们不能融入国际社会。其实我们放大的恰恰是自己应该理清放弃的内容，而君子修为的体系反而不被重视。孔子讲君子要自我反省，也就是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这到底指什么?反省哪几点呢?第一，“为人谋而不忠乎”?为别人做事谋差事，你今天尽忠了吗?第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跟朋友交往答应的事，你今天尽心尽力了吗?第三，“传不习乎”?整个社会传播来这么多的信息，你有没有通过学习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经验系统?

　　“日三省乎己”讲的是每天都要反省这三件事，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大家都有三重身份：第一重，大家坐在这里都有一个职业身份;第二重，回了家，上有老下有小，周围还有朋友，都有伦理的身份;第三重，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个自我身份，自我还是要与时俱进成长的。人的困惑就是一天24小时，我们的职业身份、伦理身份、自我身份摆平不了时间，因为每个都需要时间。但是哪个最后失衡了?我们既然不能追求每个上线，我们就把握住底线。从底线来讲，孔子无非在每一个角色上只教了你一个字，就是在职业角色上永远记住这个“忠”，第二个伦理角色上要“信”，第三个自我角色，守住一点就是“习”。习是完全自我的，反复的复习、练习，走心的温习，就是说一个人要习，就是一个往里走的过程，这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就完成了现代人格的多元平衡，而这样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我就叫做从自省到自律，因为自律拥有自尊，拥有自尊的人在社会上才能够有更多的自由。这样一条道路对于今天的人没有启迪吗?

　　传播孔子形象，不能仅仅停留在符号化和语言层面，我们要完成一种深刻的语言的翻译，不只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是翻译成现代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与自身相关的学习方式与生活方式，只有这样建立一个自我体系，我们才能够知道孔子在当下是可以帮助国际的。

　　今天我们有两种价值传播，一种在国内对当代民众的传播，一种是在海外对国际认知的传播。对于国内我们隔着历史的尘埃，对于海外我们有文化坐标的差异。只有把时间和空间巨大的障碍弄清楚，我们才能站在今天时空的交界点上，把孔子请到今天，让孔子活在当下，真正做到道不远人。孔子自己说得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永远是人去弘扬道理，而不是道理摆在那儿直接能成全人。人要在道理里面去成长，要按照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走这样一条精神成长的路。

　　孔子或者被贬斥得过低，或者被抬升得过高，他身上负载了太多不属于他本体的功能，我们如果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布衣孔子当年提出的思想，如果总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把这样的孔子奉上神坛，他还会有一天被踩在脚下。先秦的孔子，他的生命是朴素温暖的，这个万世师表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功利的，我们也只有在摆脱功利的文化差异坐标下，完成一种内心诚意的唤醒，孔子才可能活在我们今天，才可能用我们的体温去激活经典中的活性元素，我们不做这种诚恳的努力，连自己都不能服膺，又何谈让海外了解儒家的真谛呢?

　　所以我想，中国人讲诚意，让我们秉承生命的诚意，去体悟圣贤，为天地立心。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愿，孔子就会在今天随着我们的诚意真正走向国际化。

　　吴为山

　　我一直钟情于现当代历史文化人雕塑创作，对象多是耄耋之年的学者、艺术家。可塑性的泥在满怀深情手的运作中，常常痛快淋漓地表现着生命的颤动和文化血液的循环。以此法创作则塑痕鲜明，流动性大，可以凝固瞬间变化和感受。如今，我做孔子像已经30多年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的孔子，他应当有别于一般的文化人，当凸显其凝重与浑朴。 虽然古书中对孔子的形象有描写，唐代吴道子、宋代马远均有画本传世，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尊只可意会而不可言状的孔圣人像!文字描述中多奇相。马远的画太夸张，前额宛如年画中的“老寿星”;吴道子画得飘逸、有仙气，但转化为雕塑，则“分量不够”。以西方雕塑写实的手法塑造，尽管高额、垂耳、长须等特征都出来了，却缺乏古意。文化人的长相对应其文化特性。而文化的生成受时间、空间及种族影响。凡大哲皆为某一文化之代表，故有异相、奇相，非以一般意义上的比例、结构所能刻画。所谓古意便是时间的悠远，它是古代文化留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想象与意象。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石窟雕塑，那体积的稳衡和精神的恒久，均是不拘泥于生理结构，注重整体体量对比所致，它有历史的遥远与静穆。这是“古法”，是我们文化中的生命音符，是古代匠师对天、地、人认识的朴素体现。以此法塑孔子会获得文化背景与文化符号的谐和——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就如同在古代的歌谣中寻找一个古代的人和事。 找到了形式的框架，碰到的是如何具体塑造孔子这个问题。我从冯友兰、匡亚明等儒者形象上获得启发，特别是冯友兰由内到外的一股儒气，浓密丰茂的胡须，匡老饱满的天庭……这是儒学精神熏出来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源流、渗透是何等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到人的长相。仔细回味，我所熟识的大文化人，几乎或多或少有孔子的影子，未必全在长相，有的体现在举止言谈中。即我们所说的“儒雅之气”。 我把孔子塑成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渊博。外形上尽量单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凹凸，轮廓趋于弧线，身体以半圆体喻示儒家的中和，衣纹用阴刻线表现，简朴、纯化，古韵十足。 2006年，我的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主题为文心铸魂，重在展示古今贤人雕像。孔子像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时空里，他是云中之巅峰;在文化里，他是和煦之春风。当然，他更是一尊凛然的化石，那仁慈，从脸上道道皱纹中绽出，似山脉水系，流韵弥长。手的礼仪传达着“仁”，孔子之仁，二人为仁，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伦理关系。

　　塑像以大方淳正为造型基调，形体的线面变化在敲塑、压塑中呈现。创作的快捷和感觉的敏锐成为二重奏，在拍、削、切、揉等手法的交响里锤炼出平实、大方、温和、仁慈的孔子形象。体量的厚实与凝重，外化了大哲大圣的文化内涵。两米高的孔子像不仅成了文心铸魂展“和”的核心，也成了英国菲茨威廉博物馆雕塑广场的中心。

　　著名的古典主义雕塑家、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先生在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馆观看了这尊孔子像后写道：现在我坐在这里看孔夫子，觉得他就是那样，越看越觉得是那样，那么久远，就像我国的莎士比亚，他像一条河流的源泉，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放在中心是非常好的设计，似乎所有这些雕像都源于孔夫子。安东尼的评论阐述了“中心”问题，不仅是空间中心，也是精神中心，这可能也是西方城市公共广场中心理念的延展。

　　我们通过研究乐山大佛、研究云冈和龙门石窟，对这些造型规律会获得感悟。此中有以小观大、以大观小的宇宙观和观察方式与造型智慧。北魏时期高僧昙曜在云冈石窟的主佛雕造时已妙用了线体的关系。雄阔浑然的量体辅以疏密有殊的经纬，由此而生发的庄严肃穆感和神秘崇高感，是我们民族的造型之法，是古法。

　　立于现代都市广场的孔子像，倘以相对写实的形体衣纹表现，则在视觉语言上格格不入于现代建筑。古代衣冠是古代文化的样式，它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将封建文化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而孔子的概念已超越作为“古人”的孔子，它是跨时空的精神坐标，当是一座文化泰山。今天立像远非“像”的意义，更在于立碑。立意既定，形式天成。故而，孔子的造型便在人的生理结构与山体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自上而下纵观，山脚、山腰、山顶，层层递进;自左而右横看，道道天沟，一泻而下，纵横万里。或峭壁奇凸、或峰壑互生。孔子面含春风，满怀慈爱，智者仁相，巍然山巅。这种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意象使得它与现代都市环境虚实共存，古今相融，这是自然之法。

　　古人常在主体与客体间找到平衡，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里获得意象，这意象令人们由诗性表达遁入哲学反思。科学理性、现实功利愈来愈远离于这诗性、哲学，它反映在造型上为俗相横生。

　　孔子像的正气，缘自中华文化厚重的大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磅礴，得助于山脉构造的伟力。中国画论中强调“师造化”，其实更适于雕塑艺术。关于法，我以为：

　　法古之法始成法，

　　变法求法我为法，

　　法由有法至无法，

　　我们今天应该能把中国的孔子像放到国际的舞台上去，放到西方主流社会的空间环境当中，特别是在博物馆、美术馆里，要有艺术的创新，要用现代艺术的形式，融入现代艺术的空间，现代艺术语言有一种对话性，而不是简单的传统文化的翻版。

　　2005年我的作品孔子像，到英国参加一个展览，结果被他们选中安放在剑桥著名的菲茨威廉博物馆。这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孔子，完全是一个艺术创作，一个艺术形象。所以孔子的传播艺术性很重要，你如果做的像土地公公一样，人家认为这是中国很早以前的东西了。

　　中国人知道米开朗基罗，因为他的大卫，中国人知道雅典娜，因为它的维纳斯。一男一女两个形象影响了世界，传播了人本思想。雕像的传播是立体的，立在那里是固定的，但精神的传播是全方位的，所以通过好的艺术传播中国文化非常重要。我现在通过艺术，通过各种不同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创作，把中国文化带到海外去，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在国内，我在孔夫子的家乡曲阜，做了一个18米高的孔子像，在南孔圣地衢州做了9.5米的孔子像。在济南做了21米的孔子像。我已经有几百尊不同的孔子像立在世界各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