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十六的汉世宗孝武皇帝，即汉民族的主要奠基者和创立者汉武帝刘彻，在其继位的第一年即建元元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理天下的道理，上书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广川董仲舒在其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理论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治传统和治国方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开创性和标志性的重大意义，千载之下仍然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贤良对策》的时代背景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在其最后一段，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深厚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

　　(一)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富民强，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因此，尽管汉武帝的许多做法与秦始皇无异，但社会的承受能力极大增强，因而没有因暴政而亡。

　　(二)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地主经济势力和私人武装开始渗透控制基层政权，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为此，汉武帝不定期采取迁徙富豪的做法，打击豪强，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东汉时期，门阀大族已经成为左右政局的庞大势力，皇帝有时不得不依靠宦官制衡，终于导致了汉王朝的灭亡。

　　(三)社会风气侈糜浮华。王公贵族、大地主等统治阶级奢华无度，而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汉武帝为了解决对匈作战的庞大军需，不惜采取削藩、卖官鬻爵、盐铁官营、币制改革、增加赋税等措施，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各种分裂势力威胁着中央集权。

　　(四)对外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在雄厚国力的支撑下，汉武帝一改汉初以来的怀柔政策，开始对外采取强硬路线。

　　清静恭俭的黄老道学作为汉初以来的指导思想，已不适合经济社会高度繁荣、对外作战和对内改革剧烈变动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

　　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需要对国策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适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全新的统治思想。以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董仲舒文治教化理论应运而生。

　　二、《贤良对策》的主要观点

　　(一)“道”是文治教化的基本规律。

　　道在中国传统典籍里，具有多种涵义。在《贤良对策》中，“道”是指文化即文治教化的基本规律，“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在董仲舒对道的理论架构中，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它就会发生作用，“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例说：“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这段话颇有无中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理，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承规律的。

　　(二)“琴瑟不调”“解而更张”与文化创新。

　　董仲舒认为：“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也就是说“道”作为文治教化的基本规律，是永恒存在的，是没有弊病的。王朝覆灭的原因不是因为“道”，而是由于背离了“道”。尽管“道”没有弊病，但是要在遵循“道”的基础上，根据时势的变化与实际情况对具体的治国方略进行举偏补敝。他举例说：“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因而他提出了“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的文化创新观点，并针对当时的现状建议：“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所以,我们读汉史会有一种敦朴淳厚、不尚文饰的感觉，与唐史的噭暁急躁截然不同。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构建核心价值观。

　　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最大历史贡献，也是董仲舒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理论。自是之后，大一统成为历代中国精英们孜孜以求的人生最高理想与成功标准，成为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终极核心价值观与评判标准，成为社会动荡、分裂割据时期中华民族的自觉追求与奋斗目标。

　　在董仲舒的理论架构中，大一统不仅指版图政治上的大一统，更是指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是之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全社会的指导学说与主流思想，并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历时两千年之久。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传统社会历久弥新的核心价值观与价值体系，并内化为汉民族的价值基因，奠定了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基础。

　　(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文化自觉。

　　董仲舒《贤良对策》通篇贯穿着文化自觉精神。他说：“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在这里，董仲舒列举周宣王与孔子的例子，激励汉武帝发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文化自觉精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从而实现“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的和谐世界与大同理想，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贤良对策》与养士求贤

　　(一)董仲舒的养士主张。

　　为了推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因而在对策中提出了一整套养士、选士的建议，均被汉武帝采纳。

　　一是高度重视太学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的作用。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为此，汉朝开始建设太学，太学从此成为封建时代培养人才的主要政府机构。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首脑负有教化、举贤的责任。他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从此，举孝廉制度成为汉朝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

　　三是反对论资排辈，主张有功先于资历。他说：“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在汉征匈奴的几十年里，大量优秀的年轻军事人才被不拘一格选拔上来，像卫青、霍去病等年轻统帅，英勇作战，终于击溃了自西周末期平王东迁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族的生存威胁，大大拓展了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时间长度。

　　四是不以门第阀阅取人，主张惟贤是举。他说：“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为什么长吏不明呢?是因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

　　这些养士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并形成制度，从而保证了汉帝国对大量优秀人才的需求，为汉帝国的长期繁荣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汉武帝的策问之法。

　　纵观汉武帝一生，其取贤之法与董仲舒的养士主张如出一辙，而汉武一朝人才之盛也是历代封建王朝中不多见的。司马光有评论说：“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记载汉武一朝的几次大规模取贤，全部是通过策问和纳谏进行的。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建元三年，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自眩粥者千数。汉武帝简拔其俊异者，有庄助、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悬次续食，令与计谐”，淄川人公孙弘对策，时对者百余人，“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武帝的另一次大规模策问，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这一年，临淄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皆上书言事。其中，主父偃的推恩令使汉武帝最终削平了各地诸侯王的割据势力，终结了汉景帝以来的心腹大患，为西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的最后一段中，描述了汉帝国重视儒学人才培养的盛况，从公卿大夫到郡县官吏，都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也都认真学习《孝经》，连匈奴子弟也来太学游学，所以教立于上，而俗成于下。他高度评价了汉朝尤其是东汉的文治教化政策，认为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