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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发布时间：
2015-
02-
25
16:
41
点击次数：
来源：
联合日报
山东省科协第三期“泰山学术沙龙”举办以后，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近日，“传统文化与科学”座谈会在山东省文化厅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祝世讷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佰莲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常春兰副教授应邀出席。大家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是否存在联系进行了热烈探讨。
实现“两创”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逐渐形成的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尤其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文化历经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等各类文化的碰撞、激荡。随着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定型”，中华文化也将迎来新的“定型”期。“山东作为孔子诞生地和中华文化的‘定型地’，肩负着新的定型之责。当下，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科学、民主的关系。这是实现‘两创’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路径。”王炳春说，此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为推动传统文化“两创”探寻理论支撑，寻找实现路径。
马来平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可避免地要求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的复兴。“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持有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进而认为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提倡儒学复兴是一种复古守旧和历史的倒退。这一成见不消除，儒学的复兴将会阻力重重。”他说，“此次沙龙既是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等多学科、多领域学者们的一次激烈的思想碰撞与交锋，也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一次同心协力的联合攻关。”马来平教授表示，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还要从澄清儒学与科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儒学与科学发展历史、儒学各侧面和科学的关系、儒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分析、增进科学与儒学相容性的基本途径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立足时代精神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重新阐释儒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实现儒学认知传统的重建，让科学精髓融入到儒学中，最终达到利用儒学的人文资源为科技发展服务，预防和解决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弊端。
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技均与儒学具有相容性。何中华教授表示，针对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无法比较的观点，主要是由于特定历史语境、时代坐标、民族性维度和“原教旨主义”情结所导致的。他说：“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融合在实际层面上早已实现。”当前我们面临的已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这种解释可以从外在的时代性坐标和民族维度层面进行，也可以从内在层面进行。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对实践的格外的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非常一致；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中国传统历史观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在谈到传统文化与科技关系问题时，何教授指出如以时间维度为坐标，传统文化在古代对科学主要是抑制作用，而在现代却又有补偏救弊之功效。特别是在信仰领域，他指出科学需要传统文化的指导。当前科学家的伦理责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问题等都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祝世讷教授对中医与传统文化、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中医是中国第一大发明”，是世界上第一门复杂性科学。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医是世界唯一发展至今的医学，是“中国多门自然科学中唯一不与西学融合”的学科，也是“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至今主导临床”的学科。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医学化的产物。传统文化从实践基础和文化基因上为中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发展背景，是中医学术的思想母体和文化基础，与传统文化是“母子关系”。祝世讷教授谈到，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又是中医基础理论之基础，其与传统文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常春兰副教授说：“中国古代科学和儒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西方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属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范畴。”基于此，她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支撑，以台湾的“建构式数学”改革为实例，探讨了中西方数学的差异。她认为，虽然自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以来，时至今日，中西方数学界之间的交流已成常态，中西数学教学内容也已没有本质差异，而不同的教学方式却暴露了不同的数学本质与数学价值观。我们虽然已经接受了西方数学成果，但其“只是范式的一小部分，而社会——心理部分与形而上学部分在范式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表示，中国传统数学强调应用能力，而当代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应用特征较之古代与近代都更为突出，其强调的“创造力”依然未逃脱传统的应用数学价值观。“传统的数学价值观不仅仅是建构数学改革的绊脚石，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建构数学改革的实施。”她说，“西方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表面上好像是现代科学取代了古代科学，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始终是一个底色，二者纠缠在一起。” 中国传统的数学价值观仍然发挥着重大影响。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佰莲教授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化只是其中一方面。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有拒斥或排斥的作用。但当现代科学技术负面作用显现后，传统文化与科学可以走上融合的道路，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有助于引导和规范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时，马佰莲教授表示，实现创造性转化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现代社会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整体上继承传统文化重视伦理建设的优良传统，克服文化封闭主义，与世界多元文化进行交流。此外，她还强调在探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时，应注意处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关系问题。如此，传统文化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
实现“两创”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逐渐形成的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尤其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文化历经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等各类文化的碰撞、激荡。随着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定型”，中华文化也将迎来新的“定型”期。“山东作为孔子诞生地和中华文化的‘定型地’，肩负着新的定型之责。当下，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科学、民主的关系。这是实现‘两创’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路径。”王炳春说，此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为推动传统文化“两创”探寻理论支撑，寻找实现路径。
马来平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可避免地要求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的复兴。“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持有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进而认为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提倡儒学复兴是一种复古守旧和历史的倒退。这一成见不消除，儒学的复兴将会阻力重重。”他说，“此次沙龙既是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等多学科、多领域学者们的一次激烈的思想碰撞与交锋，也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一次同心协力的联合攻关。”马来平教授表示，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还要从澄清儒学与科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儒学与科学发展历史、儒学各侧面和科学的关系、儒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分析、增进科学与儒学相容性的基本途径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立足时代精神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重新阐释儒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实现儒学认知传统的重建，让科学精髓融入到儒学中，最终达到利用儒学的人文资源为科技发展服务，预防和解决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弊端。
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技均与儒学具有相容性。何中华教授表示，针对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无法比较的观点，主要是由于特定历史语境、时代坐标、民族性维度和“原教旨主义”情结所导致的。他说：“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的融合在实际层面上早已实现。”当前我们面临的已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这种解释可以从外在的时代性坐标和民族维度层面进行，也可以从内在层面进行。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对实践的格外的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非常一致；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中国传统历史观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在谈到传统文化与科技关系问题时，何教授指出如以时间维度为坐标，传统文化在古代对科学主要是抑制作用，而在现代却又有补偏救弊之功效。特别是在信仰领域，他指出科学需要传统文化的指导。当前科学家的伦理责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问题等都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
祝世讷教授对中医与传统文化、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中医是中国第一大发明”，是世界上第一门复杂性科学。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医是世界唯一发展至今的医学，是“中国多门自然科学中唯一不与西学融合”的学科，也是“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至今主导临床”的学科。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医学化的产物。传统文化从实践基础和文化基因上为中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发展背景，是中医学术的思想母体和文化基础，与传统文化是“母子关系”。祝世讷教授谈到，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又是中医基础理论之基础，其与传统文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常春兰副教授说：“中国古代科学和儒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西方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属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范畴。”基于此，她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支撑，以台湾的“建构式数学”改革为实例，探讨了中西方数学的差异。她认为，虽然自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以来，时至今日，中西方数学界之间的交流已成常态，中西数学教学内容也已没有本质差异，而不同的教学方式却暴露了不同的数学本质与数学价值观。我们虽然已经接受了西方数学成果，但其“只是范式的一小部分，而社会——心理部分与形而上学部分在范式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表示，中国传统数学强调应用能力，而当代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应用特征较之古代与近代都更为突出，其强调的“创造力”依然未逃脱传统的应用数学价值观。“传统的数学价值观不仅仅是建构数学改革的绊脚石，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建构数学改革的实施。”她说，“西方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表面上好像是现代科学取代了古代科学，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始终是一个底色，二者纠缠在一起。” 中国传统的数学价值观仍然发挥着重大影响。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马佰莲教授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化只是其中一方面。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有拒斥或排斥的作用。但当现代科学技术负面作用显现后，传统文化与科学可以走上融合的道路，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有助于引导和规范科学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时，马佰莲教授表示，实现创造性转化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现代社会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整体上继承传统文化重视伦理建设的优良传统，克服文化封闭主义，与世界多元文化进行交流。此外，她还强调在探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时，应注意处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关系问题。如此，传统文化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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