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山东省在积极推进四德工程建设的同时，创新开设“乡村儒学讲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称为“山东儒学现象”。

乡土规矩缘熟悉而建

“今收到3队张启芳麦子1784斤，折合面粉1338斤，麸子446斤”。

这是高唐县杨大屯村张金成开给同村村民张启芳的一张收条，这也是张启芳今后一年的“饭票”。

“吃面的时候，就拿着收条去取面。”今年68岁的张启芳从未考虑过这张收条的“法律效力”，在她看来，大家都是熟人，有个条能记个数就好。

张金成的粮油店是杨大屯村唯一一家供应粮油米面的商店，每年夏收，他都要打出将近300张“白条”：今收到麦子多少斤，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张金成这三个字就是保证。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信任。”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张立国说：“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村本色的阐释，也是乡村行为规范的一种写照。”

“对土地的依赖让乡村变为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有这样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村里人看着长大的，而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国汉画学会理事、任城汉文化博物馆馆长高成丰认为：“熟悉是从长时间、多方面、经常地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从熟悉中得到信任，规矩和秩序也就此形成。”

信任缺失引发规范“空窗”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在乡村，这一句招呼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在张立国看来，它可以是一勺酱油，也可以是几百斤麦子。

在杨大屯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张启芳无数次听过也无数次说过这句话。“过去，炒着菜没有酱油了，招呼孩子去邻居家借点酱油；赶上年景不好，家里没有存粮，凭着一句话，也能借来几百斤麦子。可现在，这句话越来越不好使了。”

“人们手里钱多了，想得也多了。”张启芳抱怨道，“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见的世面多了，加上网络和信号塔架进村里，让村民更多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大家都变得精明起来。”张启芳的儿子不止一次提醒她，“把麦子卖掉，用钱买面，更保险。”

“随着经济发展，村里的人或外出打工或搬到城里，也有外来人口进村，这一切破坏了原本村落的熟悉感。”高成丰说，“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乡土的生活方式和隐形规矩处处产生了流弊，乡土习俗难以应付有陌生人参与的现代化乡村。”

在张立国看来，规矩的破坏就像是导火索，“彼此的信任感消失，原有的习俗也就遭到破坏，农村就此出现了信仰和规范的空窗期，道德和文化失调也就在所难免”。

六年前，杨大屯村发生的一件“大”案子让张启芳记忆犹新：村里推磨（把玉米加工成家畜饲料）的陈老六被警察带走了。“他在推好的饲料里放了老鼠药，后来村里人才知道，老六被外面的牛经纪给骗了，他每帮着收一头死牛，牛经纪就给他150块钱。”

直到现在，杨大屯村村民宁愿相信：陈老六当初是“被骗的”。

从儒学入手是有益尝试

在济南上班的贾吉明最近回了趟老家，感觉村里变化不小，“不再一味地强调搬新家、住新楼了，现在都在宣传建设文明村、模范村”。

“新农村建设不能落下，文明道德建设同样重要。”杨大屯村村支书杨富国对村里的变化更明白，“打牌赌博的不见了，打骂老人的少了，孝敬父母的多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

现如今，杨大屯村里有了一支专门的“道德宣传队伍”，每到晚上，她们就在一块儿跳“四德广场舞”。

“乡土社会中，孝和忠是最基本的两种道德规范，在基础秩序遭到破坏、道德彷徨的现今社会，行孝义、守信德都很奢侈。”在高成丰看来，只有先做到了孝、忠，才能衍生出爱他人、爱国家的情绪。

“乡土社会里的农民虽不一定知道《论语》、《孟子》，也许不会背诵经典语句，但一言一行却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乃至规范。”高成丰认为，“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是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助力乡土重建道德秩序的有益尝试。”

张立国表示，从建设乡村儒学入手，弘扬传统美德，村民得到了传统优秀文化滋养，乡村文明、农村文化建设不断进步，而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会因为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获得巨大支持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儒学建设是一个固本强基的工程”。